跳至正文

宇宙在膨胀:哈勃定律与退行速度

🟢 实验验证 · 📅 2026年3月 · ⏱ 阅读约16分钟

1927年,比利时神父乔治·勒梅特(Georges Lemaître)用广义相对论算出了一件令爱因斯坦不安的事:宇宙不应该静止,它必须在膨胀或收缩。两年后,埃德温·哈勃用望远镜告诉我们,宇宙果然在膨胀——越远的星系,退行得越快。这个发现看似简单,背后却隐藏着极其精妙的物理:星系并非在静态空间里飞驰,而是空间本身在”长大”。这篇文章带你从勒梅特的方程出发,一步步推导哈勃定律,理解什么是真正的退行速度,为什么超光速退行不违反相对论,以及哈勃常数到今天为何仍是前沿战场。[1]

📑 本文目录

一、勒梅特的先见:方程先于观测

宇宙学史上有一个常被误讲的故事:好像是哈勃先发现星系在退行,然后人们才意识到宇宙在膨胀。这个顺序并不准确。

1927年,勒梅特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的框架下,独立推导出了一个膨胀宇宙的解——他还附上了从当时有限数据估算出的红移—距离关系,比哈勃1929年的论文早了整整两年。[1] 爱因斯坦读了这篇论文后,对数学表示赞赏,但对物理结论持保留态度——他倾向于认为宇宙应该是静态的。

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:膨胀宇宙不是先由观测”逼出来”的结论,而是广义相对论在宇宙学尺度上的自然预言。理论先行,观测验证——这才是完整的图景。[5]

与此同时,我们不应忘记另一位隐形英雄:维斯托·斯里弗(Vesto Slipher)。早在1910年代,他已用光谱仪测量了大量星系的径向速度,发现绝大多数星系显示红移。哈勃后来建立速度—距离图,用的正是斯里弗积累的原始数据。[4]

二、哈勃的观测:星系都在逃离

1929年,哈勃在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》上发表了一篇只有6页的论文。[2] 他对24个星系的距离和径向速度进行了系统整理,画出了一张散点图。尽管数据点相当离散,趋势却清晰可辨:距离越远,退行速度越大,二者近似成正比。

这就是”哈勃定律”的最初形态。但哈勃本人措辞谨慎——他只说这是一个”距离与径向速度之间的关系”,并没有声称发现了宇宙膨胀。随后的1931年,哈勃与助手米尔顿·赫马森(Milton Humason)将样本扩展到更远的星系,关系更为稳固。[3]

这条线性关系的斜率被命名为”哈勃常数”H₀,单位是 km/s/Mpc(千米每秒每百万秒差距)。它的含义很直观:每增加100万秒差距(约326万光年)的距离,退行速度就大约增加H₀千米每秒。

三、红移不是普通多普勒效应

很多科普文章把宇宙学红移比作救护车鸣笛——车驶远时音调变低,类比星系退行时光的波长变长。这个比喻有一定直觉价值,但在宇宙学语境下,它是不准确的

普通多普勒效应发生在静态时空中:声源(或光源)相对接收者运动,导致波长改变。但宇宙学红移的来源不同——它来自宇宙膨胀本身:光子从星系出发到达我们的过程中,承载它的空间被拉伸了,光的波长随之被拉长。[7]

用符号表示,定义红移参数:

z = (λobs − λemit) / λemit

翻译成人话:z 是光波长被拉伸的比例。z = 1 意味着你收到的光的波长是出发时的两倍——不是因为星系在”跑”,而是因为宇宙在光旅行的这段时间里,把空间拉伸到了原来的两倍。

对于低红移(z ≪ 1),宇宙学红移与多普勒近似给出相近结果,所以”退行速度”的比喻在局部成立。但在高红移,两种解释分歧显著,必须用完整的广义相对论宇宙学来计算。[6]

💭 思想实验:画在橡皮筋上的点

拿一根橡皮筋,在上面均匀画5个点,标记为A、B、C、D、E。现在把橡皮筋拉长到原来的2倍。

从C点的视角来看:A跑到了更远的地方,E也是。而且A和E离C的距离变化速率,恰好比B和D更大——因为它们原本就更远,被”拉”走的距离也更多。

关键:每一个点都没有”主动移动”,是橡皮筋本身在伸长。从任意一个点看出去,都会看到其他点在退行,而且越远的退行越快。这正是哈勃定律的图景——宇宙没有”中心”,每个观测者都会看到同样的膨胀规律。

这也说明:宇宙学红移是空间被拉伸的结果,不是星系在空间中”飞走”的结果。[6]

四、度规膨胀:空间本身在”长大”

广义相对论用”度规”(metric)来描述时空的几何结构。对于均匀、各向同性的宇宙,物理学家使用一个叫做 FLRW 度规的解(以弗里德曼、勒梅特、罗伯逊、沃克四人命名):

ds² = −c²dt² + a(t)²[dr²/(1−kr²) + r²dΩ²]

翻译成人话:这个公式描述的是宇宙中任意两点之间的”时空间隔”。其中最关键的是 a(t)——尺度因子,它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数。今天定义 a(t₀) = 1。如果明天 a 变成了 1.001,意味着宇宙所有尺度都放大了 0.1%。宇宙膨胀,本质上就是 a(t) 随时间增大。

  • k:曲率参数(0=平坦,+1=球形,-1=鞍形)
  • r:共动坐标,”随宇宙膨胀一起流动”的坐标
  • dΩ²:球坐标中的角度部分

共动坐标的含义值得细说:如果一个星系没有额外的”本动速度”,它的共动坐标永远不变。它在宇宙地图上的”地址”是固定的,但两个固定地址之间的实际物理距离,会随 a(t) 的增大而增大。就像橡皮筋上的点,坐标不动,却在彼此远离。[10]

五、哈勃定律的推导:从尺度因子到 v = H₀d

有了尺度因子,哈勃定律的推导只需要简单的微积分

设两个星系在共动坐标中的距离为 χ(固定不变),它们之间的物理距离为:

d(t) = a(t) · χ

翻译成人话:物理距离 = 尺度因子 × 共动坐标距离。宇宙膨胀时,a 增大,d 增大,即使 χ 不变。

对时间求导,得到距离的变化率(即退行速度):

v = ḋ = ȧ · χ = (ȧ/a) · (a · χ) = H(t) · d

翻译成人话:退行速度 = 哈勃参数 × 物理距离。这里出现了一个新量:

H(t) = ȧ(t) / a(t)

翻译成人话:哈勃参数 H(t) = 尺度因子的增长速率 ÷ 尺度因子本身,描述的是宇宙在任意时刻的相对膨胀速率。今天的值称为哈勃常数 H₀。正是这个推导告诉我们:哈勃定律 v = H₀d 不是一个独立的经验假设,而是 FLRW 宇宙学在低红移近似下的自然结论。[6]

需要特别注意:v = H₀d 在低红移下是很好的近似,但对于高红移星系,应当使用完整的共动距离或光度距离定义,而不能简单地套用这个线性关系。[19]

📐 哈勃常数的测量值

20世纪末,哈勃空间望远镜关键项目(Hubble Space Telescope Key Project)给出了历史性的测量结果:H₀ = 72 ± 8 km/s/Mpc,终结了此前”H₀ = 50 还是 100?”的长达数十年的争议。[16]

这意味着:每增加 100 万秒差距(约 326 万光年)的距离,退行速度大约增加 72 千米每秒。可以类比为:如果把宇宙比作一张膨胀的气球表面,每隔 326 万光年,膨胀带来的”速度分量”就多出 72 km/s。

六、超光速退行:不违反相对论的速度

哈勃定律 v = H₀d 立刻引出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:如果距离足够远,退行速度 v 岂不是会超过光速 c?

确实如此。定义哈勃半径(也叫哈勃球):

dH = c / H₀

翻译成人话:哈勃半径是退行速度恰好等于光速时对应的距离。今天,dH 约为 140 亿光年。超过这个距离的星系,退行速度超过光速。

不违反狭义相对论。狭义相对论禁止的是:在同一局域时空区域中,一个物体相对另一个物体的穿越速度超过光速。而宇宙学退行速度是由度规膨胀定义的,它描述的是两个固定共动坐标之间物理距离的变化率,而不是任何局域意义上的”物体穿越空间的速度”。[8]

打个比方:橡皮筋两端的两个点,在橡皮筋被快速拉伸时,相对分离速度可以任意大。但橡皮筋上的任何一个局域位置,并没有发生”超光速的局域运动”。

当然,我们也应保持一份哲学上的审慎:“空间本身在膨胀”是 FLRW 宇宙学框架下最常用、最直观的表述,而非唯一合法的本体论解释。选择不同的坐标系,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分解”膨胀”与”运动”的贡献。[9] 但在实际宇宙学计算中,FLRW 框架下的表述是最简洁有效的工具。

七、加速膨胀:宇宙踩下了油门

在哈勃的时代,人们以为宇宙的膨胀应当在引力的作用下减速——毕竟物质互相吸引。1998年,两个独立研究团队在研究 Ia 型超新星时得到了一个彻底出乎意料的结论:宇宙膨胀不但没有减速,反而在加速[12]

Ia 型超新星是宇宙学中的”标准烛光”:它们峰值光度几乎相同,因此只要测量其视亮度,就能推算出它们的距离。将距离与红移比较,就能重建宇宙在不同时期的膨胀历史。

结果表明:遥远的 Ia 型超新星比预期的更暗,意味着它们比根据匀速膨胀宇宙模型预测的距离更远——宇宙在它们所处的时代膨胀较慢,但到了近期,膨胀加速了。[13]

这个发现说明宇宙中存在某种神秘的”反引力”成分,物理学家将其称为暗能量,由宇宙学常数 Λ 来参数化。加速膨胀意味着:哈勃参数 H(t) 在过去曾经更大,曾经减小,然后在约50亿年前开始重新增大。

BAO(重子声学振荡)提供了来自完全不同的观测手段的独立验证:宇宙早期声学振荡在大尺度结构中留下了特征尺度(约150百万秒差距,即约4.9亿光年),可以作为宇宙学的”标准尺”,重建不同红移下的膨胀率 H(z)。[15] 中等红移的宇宙膨胀史测量也与 Planck 卫星推算的早期宇宙图景基本吻合。[14]

🔭 多重证据链:宇宙膨胀不是单一观测的结论
  • 星系红移—距离关系:Hubble/Humason 路线,最早建立线性关系[2][3]
  • Ia 型超新星:标准烛光,揭示加速膨胀,直接重建膨胀史[12][13]
  • BAO(重子声学振荡):大尺度结构中的标准尺,独立验证膨胀率[15]
  • CMB(宇宙微波背景):早期宇宙的”快照”,约束宇宙学参数组合
  • IRAS 红移巡天检验:直接检验哈勃定律,排除替代关系[11]

八、哈勃张力:精密测量打开的新谜题

如果哈勃定律是”已解之题”,物理学就太无聊了。现实是:今天的哈勃常数测量打开了一个令宇宙学家头疼的新问题——哈勃张力(Hubble Tension)

问题出在两类测量之间的系统性不一致:

  • 本地宇宙测量(距离阶梯法):以造父变星和 Ia 型超新星为基础的 SH0ES 团队给出 H₀ = 73.04 ± 1.04 km/s/Mpc[17]
  • 早期宇宙推算(CMB + 标准宇宙学模型):Planck 卫星给出约 H₀ ≈ 67.4 km/s/Mpc,二者相差约 5 km/s/Mpc,统计显著性超过 5σ。

TRGB(红巨星支尖端)距离标尺提供了独立于造父变星的另一条本地测量路线,结果约为 69–72 km/s/Mpc,部分填补了两端之间的鸿沟,但并未完全弥合。[18]

基于 Pantheon+ 超新星样本对哈勃定律的最新检验也显示,在低红移区间,线性关系依然成立,但对 H₀ 数值的偏好倾向于本地测量端。[19]

哈勃张力意味着什么?可能是:

  • 某一路测量存在系统误差(但多条独立路线都在本地端给出较高值)
  • 标准宇宙学模型(ΛCDM)不够完整,需要新物理——比如早期暗能量、额外的辐射成分、或者修改引力理论
  • 两件事情都有一点

这是今天宇宙学最热门的开放问题之一。哈勃1929年写下六页论文时,大概没想到一百年后,以他名字命名的常数会成为撼动整个宇宙学标准模型的楔子。

💭 思想实验:两种宇宙年龄的宇宙

哈勃张力不只是一个数字的不一致。H₀ 的大小直接影响宇宙年龄的估算:H₀ 越大,宇宙膨胀得越快,推算出的宇宙年龄就越小。

如果 H₀ = 73,宇宙年龄约为 129 亿年;如果 H₀ = 67,则约为 138 亿年。差了将近 10 亿年。

想象两位天文学家,一个用本地造父变星测量,一个用CMB数据推算,各自推算出的宇宙”年龄”相差了近十亿年,但用的却是同一套物理定律。这就像两块精度极高的时钟,走出了不同的时间——要么有一块时钟不够准,要么物理背景本身在两个时期有所不同。

这个谜题,正在等待詹姆斯·韦布空间望远镜和即将到来的新一代巡天项目来破解。[17]


🔭万象点评

🌌 核心要点
  • 膨胀是理论先验,不是纯粹的实验归纳。勒梅特从广义相对论方程推导出宇宙必须膨胀,比哈勃的观测论文早两年。宇宙学膨胀是 FLRW 度规的必然结果,不是一个后知后觉的凑合说法。
  • 哈勃定律 v = H₀d 是低红移近似,不是宇宙学的终极公式。严格宇宙学需要尺度因子 a(t) 和完整距离定义。”退行速度”本质上是 ḋ = H(t)·d,是度规演化的产物。
  • 宇宙学红移 ≠ 多普勒效应。光子在旅行途中,空间被拉伸,波长随之变长。这是空间几何演化,不是经典意义上的”源在空间中移动”。
  • 超光速退行不违反相对论。狭义相对论约束的是局域穿越速度,而宇宙学退行是度规定义下的整体几何效应,二者不在同一框架下比较。
  • 加速膨胀是已被多重证据独立验证的事实,不是单一发现。超新星、BAO、CMB 三条独立证据链收敛于同一图景。
  • 哈勃张力是活跃前沿,可能意味着超越 ΛCDM 的新物理。本地测量与早期宇宙推算之间超过 5σ 的不一致,是今天宇宙学最紧迫的开放问题之一。

参考文献

  1. Lemaître, G. (1931). A Homogeneous Universe of Constant Mass and Increasing Radius Accounting for the Radial Velocity of Extragalactic Nebulae.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. DOI: 10.1093/mnras/91.5.483(原始工作 1927 年)
  2. Hubble, E. (1929). A Relation between Distance and Radial Velocity among Extra-Galactic Nebulae.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. DOI: 10.1073/pnas.15.3.168
  3. Hubble, E. & Humason, M. L. (1931). The Velocity-Distance Relation among Extra-Galactic Nebulae.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. DOI: 10.1086/143323
  4. O’Raifeartaigh, C. (2012). The contribution of V. M. Slipher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expanding universe. arXiv:1212.5499
  5. Bagla, J. S. (2009). Hubble, Hubble’s law and the expanding universe. arXiv:0904.2633
  6. Pössel, M. (2017). The expanding universe: an introduction. arXiv:1712.10315
  7. Bunn, E. F. & Hogg, D. W. (2009). The kinematic origin of the cosmological redshift.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. DOI: 10.1119/1.3129103
  8. Davis, T. M. & Lineweaver, C. H. (2004). Expanding Confusion: common misconceptions of cosmological horizons and the superluminal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e. Publications of the Astronomical Society of Australia. arXiv:astro-ph/0310808
  9. Chodorowski, M. J. (2007). Is space really expanding? A counterexample.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. DOI: 10.1111/j.1365-2966.2007.11321.x
  10. Bolós, V. J. (2012). Relative velocities, geometry, and expansion of space. arXiv:1210.3161
  11. Koranyi, D. M. & Strauss, M. A. (1997). Testing the Hubble Law with the IRAS 1.2 Jy Redshift Survey.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. DOI: 10.1086/303669
  12. Riess, A. G. et al. (1998). Observational Evidence from Supernovae for an Accelerating Universe and a Cosmological Constant. The Astronomical Journal. DOI: 10.1086/300499
  13. Astier, P. et al. (2012). Observational Evidence of the Accelerated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e. Comptes Rendus Physique. DOI: 10.1016/j.crhy.2012.04.009
  14. Verde, L., Protopapas, P. & Jimenez, R. (2014). The expansion rate of the intermediate Universe in light of Planck. arXiv:1403.2181
  15. Sutherland, W. (2012). A cosmic speed-trap: a gravity-independent test of cosmic acceleration using baryon acoustic oscillations.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. DOI: 10.1111/j.1365-2966.2011.20176.x
  16. Freedman, W. L. et al. (2001). Final Results from the Hubble Space Telescope Key Project to Measure the Hubble Constant.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. DOI: 10.1086/320638
  17. Riess, A. G. et al. (2022). A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of the Local Value of the Hubble Constant with 1 km s⁻¹ Mpc⁻¹ Uncertainty from the Hubble Space Telescope and the SH0ES Team.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. DOI: 10.3847/2041-8213/ac5c5b
  18. Anand, G. S., Tully, R. B. & Rizzi, L. (2022). Comparing Tip of the Red Giant Branch Distance Scales: An Independent Reduction of the Carnegie-Chicago Hubble Program and the Value of the Hubble Constant.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. DOI: 10.3847/1538-4357/ac68df
  19. Wang, D. (2022). Testing the Hubble law with Pantheon+. arXiv:2208.07271